陶行知教育文集: 新中国与新教育

新中国与新教育

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,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,主张团结、抗日、民主,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。

 

九一八事变后,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。1931 年10月,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《民声》上发表《对日作战》一文,说:“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,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、乞怜美国。因为国联已破产,中国不抵抗日本,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。我们反对乞怜俄国,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,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。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,只有自救,实行抵抗主义,积极对日作战。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:一条是主和不抵抗,依靠国联,出卖满蒙,出卖中国;一条是主战,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,改造国民精神,提高民族意识,也可以消除内战,实行全国统一。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,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。”青年党在其《我们的主张》中明确提出:第一,对日应断绝国交,立即宣战。第二,废除一党专政,组织国防政府。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。

现在所要说的是新中国与新教育。我们先说新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,再说民族解放运动,然后说中国的出路。中国如果没有出路,新中国就新不来。新教育就是以新中国为目标的教育。现在依着这四个要点向诸位说说。

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,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,罗隆基就发表了题为《沈阳事件》的小册子,提出“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,具体的救急办法,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”,仿照1870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。10月,王造时发表名为《救亡两大政策》的小册子,其救亡两大政策:一是“对外准备殊死战争,与日拼命到底,促成日本革命”;二是“对内取消一党专政,集中全国人才,组织国防政府”。

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

当时的《社会与教育》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,并出版了“反日专号”,在当时影响较大。1931 年9月26日,陶希圣在“反日专号”上发表《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》一文说:“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。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。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,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。”又指出:“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,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。”此外,《社会与教育》上还发表了《五四、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》、《奇哉,所谓不抵抗主义》、《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》等抗日文章。

中国的敌人是谁?中国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。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,是日本帝国主义,日本的军阀。日本的军阀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,他们说,满洲定华北就定,华北定支那就定,支那定亚洲就定,亚洲定世界就大同。所以日本由沈阳而热河,而上海,而冀东,而福建,而汕头。九一八之后,中国土地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等于二十个江苏——这里有福建的同胞,何不算算看,究竟等于几个广东呢?中国究竟有多少个福建,多少个广东可供日本吞食?吞完了,我们要变成什么东西?吞完了,我们就要变成大家不肯变、不愿变的东西——亡国奴。所以,凡是不肯变不愿变的就该努力。

1933年4月8日,章乃器在《申报》上发表《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》,批评国民党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指出:“自九一八以来,一般人主张抗日与‘剿赤’并重,又说攘外必先安内,因循以至今日,……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,又失热河,日寇所击,冀察又告紧张。对内则驻赣大军,屡折主将,迭失名城。事急矣,抗日剿赤能并重乎?攘外必先安内乎?……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,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,顺应大势。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,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。作战虽有目标,牺牲需有意义,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,其意远矣。”

东北失陷后,东北的同胞究竟过的什么生活?东北的农人、学生、工人究竟过的什么生活?诸位也许完全知道,也许完全不知道,现在报告一下:

1933年10月20日,章乃器在《申报》上发表《民族前途如何,吾人将何以自处》,反对消极抗日,主张攘外先于安内。

东北的农人,有的是田地,可是好的田地,日本人便要向他买,每亩值一百块钱的往往只给十元二十元,最多也不过二十元,就这样拿去了。有一个农夫,有些很好的田。日本人向他买,他说:“不能卖,田是祖宗传下来的,不能卖,一亩一百块钱都不能卖。”日本人听了,不免大怒说:“好,你这农夫,好厉害。”于是绑在马腿上——拖起来,农夫本来身体很好,拖了二十里,放起来,还是一个农夫。日本人看了,好不生气道:“好,你这农夫,好厉害。”于是打、蹴,蹴了一腿,蹴掉一只眼珠,农夫眼珠没有了,但站起来,还是一个农夫。这是东北农人的生活。

总之,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,实现民主团结,实现国内和平,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。他们面向了历史发展的主流,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。客观地看,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,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。但是,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,又不直接掌握武装,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,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中共都不合,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。

东北的工人,有个朋友写信说:抚顺的矿工是全国最强壮的,差不多全中国军队没有一支比他强壮。可是,每人最多活四年,因为死的死得快,伤的更伤得快。同时佣主希望他死,不希望他伤,死的固然要发抚恤金,可是工人都是山东人,路途这样远,谁的家属知道他死,知道领抚恤金。伤的呢,今天打针要钱,明日开刀又要钱,谁愿意付出这些钱?于是,凡是伤的,抬到了医院,让他摆下,血流光了,也就自己会死,什么都不要了。不说抚顺的矿工,且说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。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,十二月运动之后,大家才知道得详细,简直是地狱的生活。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,二人不能说话。现在各处实行强迫教育,日本纱厂是不许的,甚至连一本《平民千字课》都不可以有,有就开除;如果有一本《大众生活》,那不得了,那就要打,打了一顿,通知工部局,教他入狱去。上海工厂工作时间,大家是十二小时,日本纱厂的是十三小时,每礼拜还有一天是十八小时的。我们记得上海日本纱厂有个工人叫梅世钧的,给日本佣主打死的原因是这样:梅世钧曾做过十九路军的士兵,照了一张武装相片,放在衣袋里做纪念,并且时常要拿出来看,给日本雇主看到了,说他是捣乱分子,给他一个巴掌。梅世钧本来晓得拳术的,见他来了一掌,接了这掌,回过一拳,那日本人倒地了。另外一个日本人见了,给他一腿,梅世钧接了这腿,回过一拳,那日本人又照样倒地了。那两个日本人倒在地上,吹叫子,叫子一吹,来了五六个人,将梅世钧痛击一回。打完了,摔在门外,过了三四日,也就死了。这是九一八以后,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生活。

中国的历史,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之时,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。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,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。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则坚持 “倒蒋是抗日的前提”,也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。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、民主和团结,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;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,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。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。直到1935年下半年,中共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,这种状况才发生了转变。

我们要知道梅世钧的死,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死,他是我们四万万人的代表,他是为抵抗而死的。我们四万万个人,应该有梅世钧的精神,抵抗的精神。

现在来说学生的生活。九一八之后,东北学生,日语就是国语,国语自然是外国语了。天津图书馆,凡是谈到抵抗日本的书都被丢进水沟里去。如果有人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问题,便有汉奸去报告,过了几天,这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就会失踪,永远不见了。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。可是,有人看到日本军营,往往用汽车装载麻袋,麻袋装得满满的,究竟装的什么东西?谁也不能知道。汽车将麻袋运到海边,运进轮船里头,轮船载了麻袋向海洋去,不久,轮船回来了,麻袋也就不见了。失踪的人,至今不知多少。

日本实在是你退一步,他进两步的。所以说他得了东四省就会停止,这是书呆子的话。说得了华北就会停止,这也是书呆子的话。实在日本就取得中国的全部,也还是不会停止的。

 

民族解放运动

 

现在来说民族解放运动。民族解放运动,是去年十二月九号开始的。这种运动可是说是十二月运动。十二月运动和以前的五四运动不同,十二月运动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,都要牺牲的。当时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翱翔,中国军队在长官命令下排着刺刀,十二月运动的学生就从飞机和刺刀的威吓中冲过。十二月十六日那天,城内的学生和城外的学生约好到一个地方会合,中国长官知道了,马上派了军警将城门把住,城内的学生走不出城,于是冲锋,女学生做了冲锋队,四个一排,手拉着手冲出去。

这一天,军队在城门布置的防线共有四道:第一道防线,警察手里拿着木棍子;第二道防线是水龙;第三道防线是刺刀;第四道防线是机关枪。中国军队布置四道防线,不是抵抗侵略中国的敌人,却是抵抗举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学生。

举行民族解放的学生,到了第一道防线,警察举起木棍子向前要打,大家叫口号,说:“中国人应该救中国人,中国人不打中国人!”警察手里的木棍子不动了,变成棉花了。到了第二道防线,因为水龙喳喳的冲,并且又冲得远,口号的声浪不能激动军警的天良,所以冲锋的尽冲锋,冲水的尽冲水,在天冰地冻的十二月,学生们都被冲得几乎变成冰人,跌的跌,挤的挤,一直到第三道防线。第三道防线因为是刺刀,所以流血的二百余人。

十二月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地方,是将全国国民,一齐唤醒。中国人民的觉悟,是二百余学生的血换来的。

十二月十八日,学生运动的风气传到天津,日兵用刺刀挑学生,学生怒极了,签名组成敢死队的一百人。有些原来不愿加入敢死队的,看到那一百人冲去了,在后头叫着:“不要跑,我们也要来!”于是,这里八百,那里三百,不到一刻,凑了四千,打算冲到日本租界去拼命。日租界当局知道了,铁门一拉,布了铁丝网,通了电流,教学生队伍冲不过去。学生在铁门前大叫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有勇气的快出来!”叫了好久,终于没有人敢出来,所以,这一天无人流血。

再说上海学生运动。上海的学生由复旦学生率领赴京请愿抗日,南京方面说,有话可以写信来,不必派代表。学生,南京是中国的地方,我们是中国人,为何不能去呢?南京方面无法,致电各校校长,竭力制止,但没有效果,又叫保安队防守北站。学生到北站,见了保安队,大呼口号,说: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!”保安队手里的竹棍,也终于无用。学生在北站停了好久,车站中的人忽叫他们上车,说要送他们到南京去。学生有的欢喜,有的怀疑。可是,终于一齐上了火车,向前进发。火车进行中,两个学机械的学生,看着司机人开车,暗暗记好,车到半途,忽然停止,司机人下车后,一去不来。这时车站有人在旁讪笑说:“看你们学生,再厉害到哪里?”可是不久,火车动了,学机械的两个个学生自己开车前进。当局无法,叫人拆去路轨,使火车不能前进。可是,另一部分学生,用铁钳把后面的铁轨拆来接在前面,继续将火车开动。当局迫得没有办法,即刻派了三千大兵到无锡去抵抗。他们不是抵抗外寇的侵略,是抵抗爱国的学生。

学生无法,又不愿使政府蒙屠杀学生的罪名,就折回上海。

农人本来是乡愚,可是,现在却自己成立救国会。华北各地,无不如此。在天津,土肥原可用两毛钱收买一个汉奸,教他穿起“要求自治”的衣服;可是,在乡下却不行,卖劣货的也要赶、打,不让进来。

不说小孩说老人。上海九七老人马相伯④,每天写信做文章,勉励爱国青年,鼓吹救国。有人说他给我包围了,荙是我给他包围了。因为他做了文章就打电话叫我去看,看了自然觉得非常好,好就要给他拿到报上发表。实在他是包围我,不是我包围他。

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现年六十三岁,是个老少年。今年“一二八”和我一齐去祭“一二八”死难的无名英雄,走了三四十里,他一点都不觉到疲乏。今年五月三十日,看到一张照片,两个人在前头走,细看时,前有须的那一个就是沈先生,原来他又领着青年们祭烈士墓去了。沈先生自己做了一首诗,是问答体的。问的是:“我问你,你这六十三岁的老人,你终日奔跑,你恐怕被包括在白色汉奸或红色汉奸的里头了!”答的是:“不,因为我是中国人。”第二句还是“因为我是中国人”。第三句还是“因为我是中国人。”

照上面所报告的看,无论老、少、男、女,凡是不愿做亡国妈的,都要起来了!

 

中国的出路

 

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?日人侵我不全吞中国不止。所以,有笔杆的人,就要用笔杆抵抗;有钱的人,要用钱来抵抗;有主义的人,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。无论是经济,是文化,是武力,都可抵抗,都应该抵抗。

人身好比国家,白血球好比军队。白血球杀灭病菌,碰到就杀,否则被杀。只有杀敌或被杀的两条路。无论是来虎烈拉⑤病,或是重伤风病,他都不能停一下,说声:“虎烈拉先生,或是重伤风先生,请你等一回,让我来预备一下。”如果白血球是这样的畏惧、妥协,那我今日就不会在这里说话,老早进了棺材了。军队也是这样,敌人一来,就要全体总动员,出来抵抗。能够这样,请问谁还敢来侵略呢?可见要保国唯有抵抗。可是,单靠一个人的抵抗不够。靠前进的青年么?请问有多少前进的青年?所以靠前进青年抵抗也还是不够;就是靠一党一派来抵抗也还是不够,如果由一党包办抵抗,另一党就不服。如此一来,一党力量原已单薄,如果还要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压制敌党,自然不足以抗强寇了。并且如果这一党包办抗敌,那一党就要观望,有时不只观望,说不定还要抽他一腿。所以一党包办抗日,实在不当。如果由一党包办抗日,到后来一定弄到我打你,你打我,自己打自己,给旁边的老虎吞去。如果老虎真的有了这一个机会,那他今日有得吃,明日有得吃,后日又有得吃,实在感激不尽。不过,我们能让老虎把自己吞去吗?所以我们不救国则已,如要救国,就该联合起来。联合不是联合志同道合的人。志同道合的人,他本来已经是合的,还须联么?所谓联合,是联合各党各派的人,各党各派的人如果以前是打架的,现在就该停手,把旧帐搁在一边,以后再算,大家马上妥协携手!一齐来打共同的敌人。

譬如坐船,没有风浪,没有变故,我们就可起来辨论,起来谈天。好像我是倡用新文字的,你是反对新文字、保守旧文字的。我说新文字很好,你说新文字不好,旧文字更好。我说旧文字好像裹脚布,裹脚布把脚缠,缠,缠,缠得你的脚变成三寸金莲,旧文字把头缠,缠,缠,缠得你的头变成三寸金头。你说,新文字看来,一串那么长,长得非常难看,吃下肚子不消化。于是我不服你,你不服我,大家打了起来。如果这时船着了火,那么大家就该罢手,联合起来救火。火救完了,大家没有事了,或者你爱惜旧文字的人已经在抽大烟了,我这时候,没有事做,那么,我当然可以问你说:“喂,你说新文字不好,究竟还有什么不好?”你当然也可同样的问我。又如船到中途,遇了强盗,那我们自然也需抗了强盗再来说话。

联合战线,就是这么说,大的敌人在前,小的冤仇应搁起,否则,大家都要做成亡国奴,不好过。我死不怕,怕做亡国奴。我们要明白,我们如果做了亡国奴,不只我们要做,世世代代,连我们的子孙小孩,都要做小亡国奴。

联合什么呢?第一要联合中国目前的四大力量。四大力量联合,才可以抗日。第一要联合是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二百万军队;第二是西南的兵力;第三是中国的红军;第四是老百姓——无论任何力量,撇开老百姓就不能抗日救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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